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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Array("field","<P>　　对“法不责众”这一成语，时下有“正解”（正确的解释），也有“误解”（错误的解释）。正解是：“法不责众”在立法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般不能把大多数人的需求、行为作为惩罚的对象；误解是：执法者在执法时如果遇到较多的人聚集抗法时，就应放弃执法。</P>\r\n<P>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人类社会的一般情形是，先进的和落后的都相对是少数，而中等思想状态的人则居多数地位。立法者在确定哪些行为是犯罪时，一般不能以先进者的行为作为标准，即：符合先进者的行为就不算犯罪，不符合者则为犯罪。如果硬要这样做，就等于把社会上大多数人作为打击对象。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人才可以达到先进者的思想境界。</P>\r\n<P>　　宋代包拯及其后代的廉洁品行，迄今为人称颂。但1973年4月文物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的包拯家族墓地清理后发现：“从包拯去世的1062年到包永年入葬的1120年60年间，包家共有19人，死亡了13人，占70%，平均年龄约30岁。寿命之短，死亡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包家一门清白，的确名不虚传，这种家门的不幸，不能不说与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医药不周，有着密切关系。”（转引自马小红所著《礼与法》，第61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P>\r\n<P>　　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在担任广西罗城县知县时，当地人感叹他的清苦，曾欲集资供其盐米之费，被他谢绝。在给友人的信中，于成龙如实描述了自己的清苦生活：“日二食或一食，读书堂上，坐睡堂上，手足赤露，无复官长礼。夜以四钱沽酒一壶，无下酒物。”（《清吏列传·于成龙》）</P>\r\n<P>　　包家一门清廉高行，于成龙生活如此节俭，理应受人尊敬，但若真的如上所述，包氏一门因为“清廉”而“经济拮据，营养不良，医药不周”，造成触目惊心的“寿命之短，死亡率之高”；于成龙廉洁到了每天只能吃两顿甚或一顿饭，那么，这样的“清廉”很难得到大多数人的仿效，法律也很难把是否符合包氏一门和于成龙的行为作为区分廉与非廉、罪与非罪的标准。官员清廉是必需的，但这种清廉必须是绝大多数官员经过努力都能做到的清廉。</P>\r\n<P>　　因为中等思想境界的人群一般居于社会多数，立法者就习惯把这一群体的行为作为区别罪与非罪的标准，这一群体及其先进者的行为不是法律惩罚的对象，而在这一群体以下的落后者的行为，则是法律惩罚的考量范围。<STRONG>在立法层面上为何不能“责众”？一是法律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默许，必然不能行之长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二是将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惩罚对象，为此而付出的执法成本将是巨大的，政府正常财力难以长期支撑。</STRONG></P>\r\n<P>　　<STRONG>如果在立法层面已经解决了打击对象仅仅局限于社会少数人的行为，那在其后的执法过程中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不责众”问题。</STRONG>在具体的执法场景中，执法者有时的确会遇到较多抗法者聚集在一起，抗法者人数远超执法者队伍。但在这种情景下，执法者决不能以“法不治众”为由放弃执法，违法者也不能因此而心存侥幸“趁火打劫”。根据国外的经验，处理违法者一时人数众多、执法者人数相对较少的问题，通常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调集更多的执法者来制止抗法者，如美国1962年第一名黑人大学生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群体的激烈反对。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400名联邦执法人员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二是在保持基本秩序的前提下，不急于立刻驱散违法者，以避免过激事情的发生，但也不是知难而退，不了了之，而是细致地、悄悄地做好违法者的取证工作，等到违法者散去、平静后再依法追究。</P>\r\n<P>　　<STRONG>立法时必须遵守“法不责众”原则，是为了保证“良法之治”；执法时决不能顾及违法者人数多少，是为了维护法治的应有权威。</STRONG>如果对没有道理的群体抗法现象听之任之，就会导致一些人养成搭乘违法便车的习惯，就会让一些人形成趁火打劫的心理，就会使一些人用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守法、执法。</P>\r\n<P>　　良法之治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法治的两大要素。</P>\r\n<P></P>\r\n<P></P><!--content-->\r\n<P>(来源：东方早报)</P>",639,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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