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
$z[0]=Array("field","姚洋",0,47);
$z[0][4]['name']="keywords";
$z[1]=Array("field","姚洋,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经济改革本身有可能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经济改革推动下去了，由于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49,295);
$z[1][4]['name']="description";
$z[2]=Array("field","姚洋：政府改革应有新方向",297,371);
$z[2][4]['name']="title";
$z[3]=Array("field","",373,412);
$z[3][4]['name']="writer";
$z[4]=Array("field","<a href=\"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list_1.shtml\" target=\"_blank\">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a>",414,561);
$z[4][4]['name']="source";
$z[5]=Array("field","2014-05-27 14:09:38",563,622);
$z[5][4]['name']="pubdate";
$z[6]=Array("field","<P>　　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经济改革本身有可能比较难推动。另如果中国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那中国的经济制度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即向着市场的方向迈进一大步。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里，没有足够强调政府自身的改革。</P>\r\n<P>　　我个人认为，<STRONG>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经济改革本身有可能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经济改革推动下去了，由于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STRONG>为什么说仅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呢？简单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P>\r\n<P>　　<STRONG>第一点，政府占据的资源还是过大。</STRONG>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到GDP的22%左右，这个数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政府的其他收入（比如社保、卖地收入等）包括进来，用所谓的<STRONG>全口径收入计算，那么政府的收入会占到GDP三分之一</STRONG>，而且还在增长。另外，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到GDP三分之一。仅此两项，占到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二。可见，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还是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给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来的空间非常小。</P>\r\n<P>　　<STRONG>第二点，政府的企业在市场中是一种非市场性因素，比如国有企业的运作很难说是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其目标不仅是以营利为目的，政府还强加了很多政策目标、社会目标，使得它们的行为扭曲了</STRONG>。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大量的资源。由于它们的存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被扭曲了。</P>\r\n<P>　　比如城投债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学者，也有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既然我们管不了它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这样做行不行？我感觉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毕竟这些融资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它们会不计成本地到市场上融资，我们发现，结果是城投债答应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上应该给的回报率，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挤出了企业债，另一方面支撑了中国在二渠道的利率市场化、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推高了利率，实际是把中国经济运行推到一个高风险的区段中。</P>\r\n<P>　　<STRONG>第三点，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GDP冲动。</STRONG>再加上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通常来说一个城市的市长也好，书记也好，很少在一个城市能干满一届。平均而言3.7年，中位数3.2年，一半的人3年之后就走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搞经济建设不计成本，以前搞土地开发，现在土地开发潜力越来越少，国家说缺能源，又要搞煤制气，把煤换成气，成本极其高，这根本没有前途。由于地方政府觉得既然中央要求我们，找替代能源，这又能拉上GDP，那何乐而不为？这当然跟中国的税收制度有关，中国主要是流转税、增值税，只要一开工，一卖东西就收税，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税收体制，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也造成极大的环境破坏。</P>\r\n<P>　<STRONG>　第四点，政府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STRONG>事实上中国整个国家架构是在变成官僚阶层自己的国家。在中央层面，上一届政府已经出现，这届政府延续了。各个部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直接和我们改革方案相对立的地步。权力分散到各个官僚手里。最终不仅导致改革的停顿，也会导致国家体制出现巨大的问题。</P>\r\n<P>　　由于这四个方面，政府改革要再一次推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推动过一轮政府改革。那一轮主要是消减政府规模、简政放权，这次政府改革如果还只是按着简政放权这个路走，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未来十年经济改革能顺利推行，我们的政府改革应该有新的方向。</P>\r\n<P>　　如何改？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搞混合所有制。如果混合所有制最后的结果还是由政府来控制企业，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还是由国资委来任命，甚至由组织部来任命，这样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重要的还是谁来控制这个企业。</P>\r\n<P>　　更重要的是剥离政府的经济功能。这个说了很多次，政府该做政府的事，企业该做企业的事，为什么老剥离不了呢？可能我们要反思一下过去30年搞改革的历程。过去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就是让地方政府竞争，参与经济运行，到了今天这条路子走不通了，实际上是在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包括城投债的问题。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这些领域，能不能有更加明确的方式。所谓划清政府的职能落到实处，我们天天这么说，但是没有一个抓手，能不能从基础设施融资开始，不要到市场上融资，该政府发债就发债，最后以税收作为担保，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到市场上去发。是不是可以下一道死命令，地方政府不能再建新企业，地方政府不能再参股，包括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间接的参股企业，哪怕是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把这个联系斩断。</P>\r\n<P>　　第二方面，增强地方人大的监督功能，强化各种专业委员会，没有这些专业委员会，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是非常困难的。地方人大代表现在完全是业余的，一两个星期开会，变成专职的，其他时候全是业余的，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也没这个能力去监管政府。怎么去监管呢？要靠一些专业委员会。</P>\r\n<P>　　再一个，人大代表能不能变成兼职化？每个月给他两天的时间，由政府出工资也好，单位出工资也好，给他两天时间行使人大代表的责任，他就会关注一些事情。</P>\r\n<P><STRONG>　　作者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STRONG>　　</P>",624,6995);
$z[6][4]['name']="body";
$z[7]=Array("field","",6997,7036);
$z[7][4]['name']="litp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