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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field name='description'}道德 经济学,作为贝克尔曾经的崇拜者，我也一度主张，与其费心讨论如何提高官员道德，还不如讨论如何完善制度安排尤其是惩戒系统。但现在看来，法治与道德都不可偏废，不仅要让{/dede:field}
{dede:field name='title'}卢周来：把道德请回经济学{/ded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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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field name='pubdate'}2014-06-03 16:32:39{/dede:field}
{dede:field name='body'}<P>　　加里·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他及他所著的《犯罪与惩罚》一书，在中国经济学界以及普通学人中间，都是如雷贯耳。在贝克尔看来，那些敢于违法的人，都是精心算计过，认为违法被发现的概率较低，可能被惩戒所造成的损失低于他从违法中所得，所以才会违法。因此，预防犯罪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个人犯罪的成本，使他们不敢犯罪。</P>
<P>　　后来，贝克尔本人在其70岁寿辰上向来宾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赶往某地点主持学生面试，由于路上堵车，到得有些晚。更麻烦的是，正常车位都已被其他车辆停满，而到其他地方找车位停车，时间上更来不及。贝克尔稍作思考，就决定违章停车以能够准时到达考场。他说他做这一决定“并没有丝毫内疚”。因为他已经准备按规定交罚款———尽管后来由于没有被警察发现，他并没有交上这笔罚款。</P>
<P>　　就贝克尔讲的这件事，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样是诺奖得主的阿克洛夫作了这样的解读：看来，在贝克尔以及他所建构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中，没能给名誉以及羞耻感留下任何空间。也正因为这一点，贝克尔的理论是值得我们质疑的。</P>
<P>　　就以违章停车为例。按照贝克尔自己的理论，要防止违法停车，警察必须能够发现所有违章，而且对违法停车的处罚必须特别高，高到连贝克尔这样的高收入者都无法承担。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各国对于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都是有限的，而且警力分布情况也不可能发现所有违章停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是贝克尔一样的想法———我交得起罚款，而且准备在警察一旦发现的情况下就交罚款———那么，违章停车现象将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交通秩序也将荡然无存！</P>
<P>　　那么，为什么明知交得起罚款但人们一般不会选择违章停车呢？甚至包括贝克尔本人，也只是在想按时赶到考场的压力下才选择违章停车？阿克洛夫认为，原因恰在于贝克尔不承认的名誉以及羞耻感在发挥作用。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护并不只有法律的惩戒，还有道德与良知的约束。而且，法律与道德二者又不是全然分开的。正因此，在阿克洛夫那里，法纪的作用除了惩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灌输并在必要时激发人们的羞耻心！”那些明知道交得起罚款但还是选择不违章停车的车主，最害怕的还不是被罚款，而是违反交通法规后给自己的形象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而贝克尔表面说他没有任何内疚，实际上是他作为考场主考官，迟到给他内心的压力即可能造成的形象损失，超过了不得已时违章停车带来的内疚感。而可能被罚款的那点钱，对贝克尔来说，的确几乎没有作用。</P>
<P>　　由此联想到中国学界关于“官德”的讨论。我得承认，作为贝克尔曾经的崇拜者，我也一度主张，与其费心讨论如何提高官员道德，还不如讨论如何完善制度安排尤其是惩戒系统。但现在看来，法治与道德都不可偏废，不仅要让官员害怕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还要让其害怕在声誉上身败名裂。特别是，当法制日益健全、官员灰色收入越来越不可能时，通过信仰和道德培塑，激发对荣誉和责任的重视，可能比单纯的惩戒更有利于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作者卢周来，摘编自5月31日《北京青年报》)</P>
<P>&nbsp;&nbsp;&nbsp; 来源：南方都市报</P>{/ded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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