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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field name='description'}顾土,患者纷纷涌向北京，不外乎因为北京的医院高度集中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高水平的医生，这是长期以来大量优质资源涌入的结果{/dede:field}
{dede:field name='title'}顾土：北京为何成了看病中心{/ded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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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e:field name='pubdate'}2014-06-09 13:55:07{/dede:field}
{dede:field name='body'}<P>　　近日，一则新闻报道称：由于北京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看病就医，使北京三级医院不堪重负，也加剧了城市人口和交通负担，甚至被戏称为“全国看病中心”。据《瞭望》报道，北京年诊疗近2.2亿人次，日均70万外地患者看病，其中每年河北700万人次，甚至感冒发烧都赶赴北京就医，而距京30公里的燕郊三甲医院病床闲置率高达70%。这些患者纷纷涌向北京，不外乎因为北京的医院高度集中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高水平的医生，这是长期以来大量优质资源涌入的结果。</P>
<P><STRONG>　　“看病中心”是集权体制的必然</STRONG></P>
<P>　　其实，在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中国大陆，除了北京这个全国看病中心外，自1950年代以来还形成了几大地区的看病重镇，无论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在华北，甚至包括辽宁，自然就是北京，天津虽然相邻，但早被北京所笼罩；在华东，当然就是上海，南京都相对逊色；在西南，非成都莫属，连重庆都无法替代；在中南，则是武汉；在西北，就是西安；在华南，肯定是广州。</P>
<P>　　北京是全国的中心，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学术的、科研的、教育的，这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是定局，规划是如此规划的，目标也是这么确立的，最终也确实顺利实现了。尤其是政治，“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啊”，不但有了喜讯要上京，就是有了冤情，上访也要进京。所有这一切，在那个年代都将北京的地位抬高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比上北京更具吸引力的，心理上对北京产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感觉，也必然影响甚至左右人的生活取向、工作取向、价值取向，当然还有医疗取向。</P>
<P>　　1980年代以前，中国拥有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体制和制度的顶层或最终决定权就在北京，这就决定了所有优秀人才都可以被调往北京，所有优质资源也都可以被集中到北京。由于这里有中央决策机构、有国家最高的科研院所、有辐射全国的传媒、有影响学术界的国家刊物、有各个行业的精英圈子，在这里生存与工作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也大大优于北京以外，所以，这就让北京拥有了无比的资源向心力。而且，北京是中国的面子，“全国人民养着北京！”1980年代以前这也是外地人对北京的评价。</P>
<P>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代，北京的各大学、政府机关、研究机构仍然对全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每次北京的重点大学招生，即使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相对比较发达城市的生源都很充足，大学的每个班级，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学生必不可少，毕业后留在北京也是首选。直到市场经济地位确立以后，直到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生活水平、经济水平急速上升、直至超越北京以后，直到出国、赴港读书成为家常便饭以后，北京对这些富裕地区才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但对北方各地，对南方相对落后的地区，吸引力依然不小。</P>
<P><STRONG>　　优质资源不能不流向少数大城市</STRONG></P>
<P>　　在北京之外，还有各个地区的中心地带，如上海、武汉、广州、成都、西安等，这些中心，既有传统的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的原因，比如相对富裕或工业集中，比如曾是租界和外侨聚集的所在，比如高等教育相对发达；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原因，比如是各大区中央局所在地。假如几个原因都能具备，其中心地位就更加明显。此外，北京以及各大地区中心城市几乎同时都是军队优质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正是传统、现代、军队，形成了北京以及几大城市的地区中心地位。在各个城市中，只有东北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地较为特殊，这三个城市各有所长，沈阳是沈阳军区和东北局所在地，长春曾10多年都是伪满的首都，地理位置在东北居中，而哈尔滨又是最早的国际商埠，外侨云集，近代工商业、铁路发达，因此，各自的地位几乎互相无可替代，虽说沈阳似乎应该是东北的“中心”，但其中心地位在东北并不如西安、武汉、成都那样。</P>
<P>　　北京的全国中心地位，其优势自然影响到医疗和医学教育，各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也让这些城市的医疗资源高于其他城市。此外，医学教育的水平实际也是医疗水平的直接体现，因为医疗教育都附设有医院，教授同时也是医疗专家，而北京以及各地区的中心城市的医疗教育都比较占有优势，其中也包括军队的雄厚医疗教育资源，例如武汉就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和附属协和医院，成都有华西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上海有第二军医大学及其附属医院，西安有第四军医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其实，青岛和大连由于1949年前就拥有著名的医疗教育，所以也曾是长期的地区看病中心，甚至有一段时期曾经还超过了济南和沈阳。</P>
<P>　　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发达、生活富足的城市，北方的各省会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改善，北京的中央集权尽管权威依旧，但与1980年代之前相比，毕竟有所削弱，每年各地也有大量医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断走进医院，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起码各个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医疗教育及其医院的水平都应该接近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而各地市级医院的水准至少医治一般大病应该毫无问题，但为什么看病一定要拥往少数几个城市的问题依旧？</P>
<P>　　因为一种心理定势一旦形成，没有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难以改变的，如今各地的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农民，对北京的崇拜心理依然很重，附近数省的病患和亲属宁可上京，也觉得比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沈阳保险。而江浙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很多人还是相信上海，西北人依然更乐意认可西安，华中地区的人还是最认武汉的医疗水准，广东人看病宁可去广州而不去深圳，而深圳早已是特别发达的城市，其医疗硬件并不比其他城市弱。</P>
<P>　　当然，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地，至今的医疗优势和医疗教育优势依然存在，不但患者及其亲属自心理上将这些医疗中心城市定格、凝固，就是那些医学人才也仍然继续看重这些城市的知名医学院和知名医院，以挤入这些医学院和医院为荣。人才自然会带来患者，也同时会提高资金投入、提升设施水准，还可以引来对外交流。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生留洋、药品和医疗设施进口，百年来无论任何时期、任何社会，始终是中国医疗的关键。</P>
<P>　　品牌的力量在患者中最具效果。尽管谁都知道，那些百年医院和过去的教会医院，早已今非昔比，传统不再，但在北京、上海等医疗中心城市里，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老医院在病患心理上却早已永远定格，比如北京的协和、同仁、上海的广慈也就是今天的瑞金、成都的华西等等。不过，那些早被彻底取缔多年后又恢复名誉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医院，患者却却并不认可。比如湘雅医学院，如今还有多少人会认为“北有协和，南有湘雅”呢？</P>
<P><STRONG>　　六十多年前并非如此</STRONG></P>
<P>　　看病中心的问题，其实只是这几十年的事情，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陆，医疗与医学教育的分布并非如此。不妨举几个著名人物为例。</P>
<P>　　傅连暲死于文革，后来平反时被称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人，实际上，他早就被当作红军中的华佗，救过许许多多红军将领和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性命，其医术不可谓不高。但他却出生在福建长汀县，自幼受洗为基督徒，免费就读于基督教会创立的小学、中学，以后又进入亚盛顿医馆，半工半读学习西医，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一直在长汀行医，并兼做教员，还当过中学的校医。这样一个生长在偏远地区，“县级医院”（长汀也曾为汀州府治，或叫地市级也无不可）半工半读的毕业生，充其量只是个小地方小医院的小大夫，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医术呢？</P>
<P>　　原来，亚盛顿医馆1904年由英国伦敦基督教会教徒亚盛顿捐款兴办，1908年落成，后改称福音医院，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设有内、外、妇产科、化验室、急救室、手术室等，药品和器械一概由英国进口，病床30张，是一所设备齐全的综合性医院。1925年后，外国医生相继回国，院务改由傅连暲主持，1929年红四军抵达后，在傅连暲带领下，改成闽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1933年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P>
<P>　　看来，早在清末，小小的长汀就有直接照搬自英国的医院和医校，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一律进口，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家高水平的医院，红军的卫生事业就要另外写起了。</P>
<P>　　胡佩兰，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县城北关，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1944年毕业，今年1月，98岁的胡佩兰逝世，她曾是“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胡佩兰是名医，她所毕业的河南大学医学院1928年创建于开封。胡佩兰的事迹告诉我们，1940年代，在开封，不但能够培育一位名医，而且这位名医一直行医在河南。可是她的儿子胡大一就上了北京，而且在北京成名，并一直在北京工作。</P>
<P>　　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都是20世纪我国医学的一代宗师，培养他们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湖南长沙。1914年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创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美国现代医学教育模式教育下，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毕业，赢得“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P>
<P>　　那个时代，在中国还有如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海口福音医院、四川泸州福音医院等一批教会医院。能讲一口流利中文、又会说相声的加拿大人大山，其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千辛万苦带着全家来到河南商丘的圣保罗医院为中国老百姓治病。据1921年的统计，中国各主要省区都已建有教会医院，河北24所、安徽8所、浙江19所、福建41所、河南16所、湖南18所、湖北27所、甘肃2所、江西12所、江苏34所、广东39所、广西4所、山西11所、贵州3所、东北三省25所，这些医院设在中小城市的不在少数</P>
<P>　　1965年，毛泽东有个著名的“六二六指示”，从此有了医疗队巡回下乡，其实，这是一种在在牺牲城市医疗条件前提下的下乡，因为那时的城市条件原本就极其有限，多数城市居民也得不到像样的医疗和医药。这种类似搞运动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却无法根本解决中国医疗严重分布不均的大问题。假如1949年以后，福建长汀还有亚盛顿医馆和傅连璋那样的医疗高手，商丘还有圣保罗医院和大山的祖父，各地偏远地区还不断出现类似福音医院那样的高水平医院和许许多多献身医疗事业、抱有宗教情怀、悬壶济世的医生，恐怕就不必牺牲城市医疗水平去照顾农村了。今天，假如湖南长沙还能保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开封还能培养高水平的医生，北京何需成为看病中心，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成千上万的病患又何需还要舍近求远，赶到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去治病呢？（来源：共识网）</P>{/ded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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